今天是传统的端午节。端午节是以粽子为饮食标签，并以“爱国”之名对屈原的祭祀。

实际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屈原所爱的楚国只是中国一个很小的版图，也就是周朝天子治下一个因富强而膨胀了的一个子国、一方诸侯，也就是现在的一个省。因不满楚王的昏庸，投汨罗江死谏的屈原，顶多只能算得上爱民族的小义，能被后人放大成全民族意义上的“爱国”，主要原因应该是得力于屈原自身的文学成就。

文学无国界，文学也无族界。文学也放大了情怀，就端午节所祭祀的屈原而言，甚至掩盖了一个子国对周家天子忤逆的事实，这说明了史实也有可能被运作的。成者为王败者寇，在成为“王者”后，王者也需要一种精神，哪怕是一种被曲解的精神，也被美化成为一个王朝民众的信仰基地。在封建社会，王朝是需要这种基石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端午节，才从一个接一个封建王朝的更替中被传承下来。

与当时的楚国一样，同样被周朝天子分封的八百诸侯的巴国故地——阆中山民中，世代传续的端午节，似乎只是一年小麦丰收后的尝新。在祖祖辈辈的习俗里，端午节是蒸馒头、包子，喝雄黄酒。馒头、包子都是新麦磨成的面粉做成，进食前，须祭祀、祷告天地；然后是喝雄黄泡就的白酒。

阆中山民中的端午节，就是一个季节性的丰收节庆。新麦做成的馒头，是对风调雨顺的上天的一种答谢；而喝雄黄酒，则是对人身安全的一种冀望。据说，雄黄主要是趋避夏季出没的毒蛇，所以，在喝完雄黄酒之后，还要把酒里剩余的雄黄涂抹在脸上、身上，目的还是祛毒辟邪。

无论是吃馒头答谢上天，还是喝雄黄酒祛毒辟邪，阆中山民的端午节都没有屈原什么事。之所以有如此的反差，大概出于这样两个原因。

一是古时巴国紧邻楚国，虽有长江相连，但巴国相对弱小，饱受长江中游楚国祸乱。楚国的屡次侵犯，让巴国的国都从最早长江上游的的重庆，迁移到长江支流嘉陵江上的阆中，即便相去甚远，还是未能掩藏心中的仇恨。而屈原所爱之国，是巴国的宿敌，不为巴人尊崇。

二是因地狱物产导致的地方饮食习惯。长江下游多良田，稻米丰盛，所以，端午节因屈原投江，后人在这个节庆中以投食粽子为枉死的屈原驱邪祈福，寄托哀思。而阆中往北多山地丘陵，主产小麦、玉米等旱地作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作为一个共同的节庆，巴地山民却赋予了节日不同的内容。

至于蛇，可能是山民生活中主要的天敌。每年春节，老一辈人都会要求家里人在年三十这一天把木杆、竹竿以及绳索一类的物什收捡好，不要在初一这一天见到。据说，初一这一天看到绳索、竿竿，就意味着来年会碰到蛇患。

节日相同，是因为民族一统；而节庆的内涵不同，则吸附着地方的文化脉络。这个脉络秉承着一方水土育一方人的古训，才成就了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中华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