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的出现与发展与天时物候及人文内涵的丰富息息相关，以上端午诸习俗，究其来历，诸说纷纭，有端午“恶日”说、“龙图腾祭”说、“源于夏至”说以及纪念某历史人物说等等。其习俗的内涵，都有驱瘟、除邪、止恶气之意，如龙舟竞渡、饮雄黄酒、佩戴艾草菖蒲及香囊等。汉末魏晋之时，端午习俗便增加了纪念历史人物的内涵。

（一）端午恶日说

端午恶日与五月恶月的观念与传统的阴阳观念有关。传统的阴阳理论中，万事万物皆有阴阳之分，阴与阳共同构成这个世界，但阳常常与生命、光明等相联系，而阴则与死亡黑暗联系起来，于是便有了阳为正面而阴为负面之意。而端午正好是夏至日前后，而夏至后日渐短而夜渐长，阳渐衰而阴渐盛，于是在天人相应的关系下，日渐脆弱的生命需要通过种种仪式来保护。而且从季节上来讲，端午过后气温渐升，蚊虫蛇蚁日趋活跃，疾病瘟疫也时有发生，上述的种种习俗，相对于民众而言，更具有一种宗教或巫术意义的净化作用，目的在于驱除邪恶、疾病、瘟疫、厄运和一切不吉利的因素。与春节时的对联、鞭炮、门神，重九的登高、菊花酒与佩戴茱萸等寓意相同，都体现了强烈的护生、爱生的特点。

正是因为有这种观念，所以民间甚至有“不举五月子者”的陋俗。据《史记·孟尝君传》记载，“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史记索引》引《风俗通义》注“将不利其父母”时说“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五月子克父克母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在当时已经被人怀疑，田文以此来说服田婴接受自己。但从《风俗通义》所记可见直到东汉时期还有五月之子男克父、女克母的观念，王镇恶是东晋名将，五月五日出生后家人怕有害本族，想送人教养，但他的叔父王猛却说：“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晋书》）于是取名镇恶，后来果然成为一代名将。直到宋代，宋徽宗五月五出生，但生日从来都是在十月初十过，可见彼时依旧有相关禁忌。

（二）纪念历史人物

汉末魏晋之时，端午习俗中增加了纪念历史人物的内涵，山西一带传说是为纪念介子推，这一点在《琴操》中有记载，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介子推抱木而亡的时间却是五月初五，而不得举火的时间也定在这一天。而吴越传说是伍子胥忠而被杀，死后为涛神，而曹娥的父亲曹盱作为一个巫师便是在五月初五这一天驾船迎祀伍子胥时遇难，而绍兴一带却以此日纪念孝女曹娥，南方楚地俗传五月五日屈原自沉，种种习俗皆是纪念屈原。这几位历史人物相比较而言，介子推焚死的时间更接近于清明节，而伍子胥虽有有修建姑苏城与第一条人工运河的功绩及冤而被杀的忠贞，但因为私人恩怨而引外敌灭祖国并鞭尸的行为显得暴虐而自私。曹娥的跳江自杀寻父尸的愚孝更显得不合情理，而屈原则具有相对完美的公众形象，因其高洁的人格及爱国主义精神被民众广泛认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屈原在追求人格完善方面颇具有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刚性精神，在家国意识方面更是如此，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精神相通，忧国忧民之意，溢于言表，即使其理想难以实现的怀沙自沉之举，也颇有儒家理想人格杀身以成仁的意味。另外，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包括孟子与孔子的政治活动都不局限于乡土之邦，但屈原却不愿离开祖国，另谋出路。如此种种，可见其性格内涵多符合儒家理想人格，在经学时代开始的西汉时期以至于近代，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纪念屈原与端午节俗相得益彰，一代代民众通过对节俗活动重新解读（粽子龙舟），借助节俗，寄托自己对爱国诗人的崇敬之情；同时节日风俗也因民众情感的注入，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节日因人文精神而丰，确如是言。

最后，我们以东坡先生的《六幺令·天中节》来作结，这里几乎囊括了上文所述的各种习俗：

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

感叹怀王昏聩，悲戚秦吞楚。异客垂涕淫淫，鬓白知几许？朝夕新亭对泣，泪竭陵阳处。汨罗江渚，湘累已逝，惟有万千断肠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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