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古称“甘州”，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素以“金张掖”盛名。对于“金张掖”这一词的缘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对其重要的战略位置、独特的自然环境、农业发展状况、宗教文化、经济发展模式、矿产资源等从哲学角度进行考量分析，可窥知一二。同时,“金张掖”一词所包含的哲学意蕴，囊括了这一地区从古至今社会发展、变化的诸多方面，并且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文化习俗等紧密相连，由此对于张掖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所在。

一、“金张掖”之缘由

张掖地处甘肃省的西北部，东临武威、金昌；西连酒泉；南出扁都口与唐蕃古道相交；北沿居延古道可远抵蒙古大漠，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要塞，更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商埠。加之其地处绿洲，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更有煤、铁、金、铜等丰富的矿产资源。自然成为河西最为富庶的区域之一。

（一）自然环境及其地理位置

张掖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在此生活。至夏商以来，先后有戎、羌、月氏等少数民族繁衍于此。自汉代张掖为匈奴所属地，以畜牧为生的匈奴以河西广袤的天然牧场为支撑，势力不断得到延伸，并以合黎山为木材取材之地，“斗地生奇材木,箭杆就羽”（《汉书·匈奴传》），故而以此为兵器制作中心，制作了大量军需的弓矢、车辆等，为后期的扩张及抵御西汉政权奠定了基础。汉武帝元狩二年（前），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军河西，大败匈奴。自此被匈奴人控制了55年的河西广大地区进入西汉版图，张掖即为汉政府抗击匈奴的主战场。张掖逐渐发展为抵御边疆少数民族侵扰的前方战略要地，更是汉代经略西域的桥头堡。加之，其南枕祁连山，北依合黎、龙首山，东扼走廊，西濒弱水的地理位置，及平原旷远、沃野千里的自然环境。张掖逐渐成为汉代重要的屯戍基地，据《汊书·西域传》载:元鼎二年,“骠骑将军击败匈奴右地,降浑邪王、休屠主,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史记·平准书》载:元鼎六年(前年)，“初置张掖、酒泉郡……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西汉政府在此进行大规模徙民垦殖，戍兵屯田，对张掖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好的契机。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废汉立新，下令天下改郡、县名，张掖郡改名为屏郡。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派十二将军攻击匈奴，其中奋武将军王骏、完胡将军王宴出张掖，张掖成为屯兵出发地。至更始元年（23年），窦融任属国都尉，据守张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张掖的农牧业、商业等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曹魏之际，三国相争河西，处于核心区域的张掖在战争的摧残下满目疮痍。晋、五凉、北魏之际，张掖先后被鲜卑、匈奴等据守，因其优越的环境及地理位置，经济、文化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隋朝时期，张掖处于丝绸之路东西往来的孔道，故隋炀帝在此特设“交市”。隋大业五年（年），隋炀帝为显国威，在甘州举行盛大的交易会，“肆店整饰,帷帐盛设,珍货交积”，令来访的使节、商贾惊叹中国物产之丰富。至唐代，“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稻丰收稔，一缣数十斛，积军粮数十年”。后期的统治者对于张掖的农业一直较为重视。发展至现代，张掖的农业仍是其支柱产业，尤其是稻谷、麦子及玉米的大规模种植，至秋收之际，金色的稻田、麦浪及玉米，为金张掖之名更添新的意蕴。

（二）灿烂文化极其丰富物产

张掖战略位置的凸显及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宗教文化的繁荣。两晋南北朝时，沮渠蒙逊在张掖建立北凉国，推广佛教，翻译佛经，使得张掖一度成为北方佛教圣地。北魏时，张掖的佛教影响深远，其佛教音乐传入中原，称《西凉州呗》，成为北朝佛寺的法乐之一。年，法显途经张掖，张掖僧侣陪其“夏坐”。唐代，高僧玄奘去印度（天竺）取经，途径于此,受到众僧侣的热烈欢迎。天圣六年（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大力弘扬佛教、道教，建成大佛寺。

文化的繁荣，必定依托于区域的经济发展，历代统治者多以张掖作为丝绸之路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如唐代陈子昂上书武后“甘州屯田广夷，仓夷丰衍，地广粟多，所积40万斛”，“甘州诸仓，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布带天时，四十余屯，并为沃壤”，说明了甘州地区粮食作物多产、水资源充沛。使得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长期处于稳步上升的阶段。谈及经济发展不得不提及矿产资源，张掖是全省金属矿产、能源矿产的集中区之一，砂金、铂矿5处、铜矿处、铁92处、钨钼10处及铅锌13处等。根据《悦读甘州》一书中对于张掖风物故事的记载，黑水怪在黑水国境内兴风作浪，迫使当地民众撤离，民众后因生计而寻找金洞，并最终获仙人赐物，而遍地生金的传说。传说无从考证，但从侧面反映的是早期张掖是一处“遍地生金”、物产富饶的好地方。

二、“金张掖”盛名的五重哲学意蕴

“金张掖”虽是一抽象名词，但落实在各个具体的领域，它的哲学含义、它的体现却是极为具体。首先，“金张掖”意味着人们对于张掖地区的社会发展、变化的肯定。其次，体现人们在张掖的发展过程中遵循“趋利避害”的基本规律；提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统一；追求和谐发展的准绳。最后，金张掖是这一地区不断完善的一个准则、一个过程、一个目标。

（一）历代战略要地及政治格局的重要板块是金张掖的首要意蕴

汉代张掖属国的设立，是以安置河西走廊的“蛮夷降者”为政治目的，也是中央王朝根据其地理位置及经略西域的军事部署考量下形成的战略布局。唐朝初年，张掖郡改名为甘州，辖张掖、删丹、禄禄三县。唐垂拱二年（年），武则天派陈子昂视察河西防务，陈子昂以甘州之南为吐蕃、之北为突厥，加之其地处丝绸之路重要孔道，视甘州为“扼喉之地”。故上书，建议将安北都护府迁至西安城(今张掖碱滩乡东古城),并派遣人移驻删丹以东硖口，加强甘州防务。至唐天宝六载（年），张掖郡防务再度加强，其周边驻军已达到余人，更凸显其咽喉地位。元代，置甘肃行省，张掖为省会。明代，张掖为陕西行都司及甘肃镇的治所，王朝统治者在此大兴土木，修建了长城等一大批军事设施，以镇守边防，形成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张掖为甘州府治所，历次军事行动，均以甘州为军事提调中心和后勤补给基地。

（二）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矿产使金色张掖美丽而富饶

张掖，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南抵青藏高原，北靠巴丹吉林沙漠，黑河贯穿境内，土质肥沃，是典型的膏腴之地，加之其光热资源丰富，是明显的大陆性草原荒漠气候。自古至今这一地区形胜依然，体现了历代统治者及民众能深刻的意识到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克服或减少破坏自然行为，并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念，使得张掖的自然环境一直处于平衡基准下的常态发展。

（三）金色的农耕文明一直占据主流地位

张掖自古以来甚好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农业在其经济生产方式中占据的比重较大。这一产业的形成，与国家的政治行为有其重要联系，汉代在此初设屯田，唐代屯田及水利事业获得一定发展，北宋时期河西统治者继续注重水利设施的完善及农业生产的开展。至元代，置甘肃行省，张掖为省会。世祖忽必烈亲诏郎中董文用垦甘州之土为水田，仿宁夏之法种水稻，并在城内建甘肃最大的粮仓－扎浑仓，供应各路军事之需。明代，仍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大兴水利。清代，张掖为甘州府治所，在清王朝向西进行的历次军事行动中，均以甘州后勤补给基地。汉代农业发展的同时，丝绸之路重要地段的地理优势也使得张掖逐渐发展成为商业重镇，当时汉代丝路贸易的繁荣程度由“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景象便可知晓。唐代，大兴垦荒，兴修水利，农业空前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商业活动的繁荣，使得此地胡商云集，道路相继，蔚为壮观。元代，甘州作为河西走廊的驿道中枢和茶叶外贸的转口城市，商路四通八达，商贸往来频繁。明代，甘州商贸持续发展，逐渐发展成为西北最大的畜产品集散市场之一。清代，甘州地区的商业贸易产品远销新疆、蒙古等地，甘州成为河西走廊大型的商品批发之地。以上谈及的多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政治行为促使下的经济发展状况，这体现了决策机构能充分地利用地域优势来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以矛盾特殊性为原理，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方法论，找出适宜开展政治行为的最佳方式。

（四）多元的生产方式使其经济发展动力强劲后劲十足

历来张掖的经济发展，都是以较为稳步的螺旋式状态向上发展，这一螺旋看可做是由三股构成：一是地方及政府组成的行政管理链；二是由民众与各产业机构组成的生产链；第三是由技术革新和配置优化的科学链。这三条链不断完善及互动，是螺旋式链条不断攀升的保障。从哲学角度来说，就要不断增强实践的本领、化解矛盾、合作共进及不断的革故鼎新，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稳步的发展。

（五）金子般灿烂的文化是金张掖重要的意蕴

文化繁荣是张掖发展的重要标志。汉代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五凉时期，河西佛教发展较快，尤其是北凉的统治者沮渠蒙逊在此实施佛教政治，确立“素奉大法，志在弘通”的主导思想，这一方略的实行，推动了佛教信仰在民间的普及。同时，佛教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张掖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凉国统治者，以北凉音乐、歌舞与龟兹乐相结合，创造出《秦汉伎》音乐，使张掖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唐代，甘州音乐《波罗门佛曲》传入宫廷后，唐玄宗改制为《霓裳羽衣舞曲》。甘州边塞曲流入中原后，成为教坊大曲，流传甚广，据日本皇宫珍藏的《早甘州》曲谱推断，唐代甘州塞曲后来传至日本。自北凉、北魏对这一地区佛教发展的推动及奠基，至西夏国时期，建成了著名的大佛寺，这一佛寺内部的壁画内容，与三星堆、两河流域及西域古墓沟墓葬文化下的太阳图腾崇拜有一定联系，还涉及部分与道教文化相关的内容。此外，壁画中的金乌与汉代马王堆墓葬出土的金乌较为相似。以上可推断金张掖的盛名与其多元交融、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联系紧密，哲学意蕴是对立共容的矛盾统一律。

三、“金张掖”五重意蕴的价值所在

“金张掖”是一个呼声、一种舆论，是对古代张掖战略格局、自然环境、农业发展状况、宗教文化、经济发展模式、矿产资源等的全面概括与凝练，更是对现代张掖不断进步的笃信。因此，从哲学的角度，来阐释“金张掖”的五重意蕴，有其重要的价值所在。

（一）“金张掖”五重意蕴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

“金张掖”一词与这一地区丰富的资源关系密切。这些资源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最初的这些资源仅是一种潜在的动力，需要旋加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转换为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直接动力。国家政策不外乎是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在一定的地理优势条件下，政策会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自西汉始，张掖因其地处要塞及拥有广袤的天然牧场，成为汉武帝实行移民屯变政策的重要屯田区域。这一政策的实施解决了卫边军队的粮食之需，也因中原军队、移民的到来，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及民俗文化带入了这一地区，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边防、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的发展、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魏晋时期，政权更替，战事不断，使得张掖地区大量的田地荒芜、民众饥馑，晋武帝颁布诏书“五条诏书”，其中第四条为“敦本息末”，意为以发展农业为当时一大国策，在以后的10年里，农业迅速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北魏时期张掖主要实行“三长制”与“均田制”，“三长制”对人口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保障了“均田制”的顺利进行，为社会矛盾的缓和、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由此看出，张掖的发展离不开“金张掖”意蕴下的资源优势与国家政策的通力合作。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作为河西走廊黄金地段的张掖，更要响应国家号召、发挥地域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应对危机、加快调整，以此来适应新的发展契机。

（二）“金张掖”五重意蕴是调节市场经济的准则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张掖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与此同时，也面临一些弊端，如国家的宏观调控干扰了市场的自由竞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失衡、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矛盾、公有制下的分配不公引发的贫富差距、诚信体系的不完善等问题。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内在规律，以使我们制定和实施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方针政策。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经济问题的解决与转型变革与思想文化的活跃性和影响力关系紧密。

我国古代对张掖地区的政策方针，是以发挥其优势产业、地缘优势等来带动区域的发展，并充分了利用张掖文化中提倡的公平、公正、诚信等价值观来调节经济机制，尤其是以道德规范来制约社会不良因素的泛滥。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都隐含着文化伦理意义，所以道德文化激发的精神动力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加强道德调节力量，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强烈呼唤。道德调节与市场经济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依据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道德经济，道德调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研究道德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方式，作用以及如何实施等问题，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内在地需要建构一种崭新的道德秩序。因此，张掖文化中所蕴含的佛家与儒家文化自然成为道德调节的重要准则。

（三）“金张掖”五重意蕴是“甘州”丰富文化内涵的支撑

“金张掖”五重意蕴从历史角度来看，是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继承、融合中发掘而来，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区域性、特异性的特色文化。

丰富张掖文化内涵，塑造区域特色文化，就是要重视这一地区的自然禀赋、发展目标、发展阶段，从政府到基层民众都要重视与加强文化建设，要充分利用金张掖五重意蕴的内涵，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使熔炼出的“甘州”文化既有浓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又具有包容心性、延展性及现实性，从而赋予新的文化内涵，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本期编辑：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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