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年），由陕西蓝田儒家士大夫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吕大忠（下文简称“四吕”）兄弟四人发起制定乡约，推行乡里。宗旨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意思是说，一约之中，大家相互倡导善行，互相规劝过错，推行良序美俗，约中如果有人遇到患难之事，其他人都应当提供援助。

根据乡约的创始人吕大钧的设想，乡约由地方士绅倡立，乡人自愿加入或退出。到明清时期，乡约，这一乡村自治的措施被发展到全国90%以上的县以下广大的地区和人口，被钱穆誉为中国人的“精神宪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蓝田吕氏乡约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完整体制，涵盖组织机构、聚会时间与赏罚方式。这一点，使得它更多地表现为是一种富于中国儒家特色的民间基层组织，而区别于今天乡村的乡规民约。

而陕西省蓝田县桥村吕氏村民则正是当年蓝田四吕的后裔。在四吕身故近九百年后，这个日渐凋敝的乡村，一个由桥村吕氏后裔们自发组成的“吕氏文化协会筹委会”，试图寻回淹没在时光里的乡约。

养鸡场里建起乡约文化协会

头顶上几十台绿色大风扇正在“唿扇唿扇”地卖力地工作，将高温下发酵的鸡粪气味输送到鸡舍外的葡萄园里。5岁的孙女跟在屁股后面跑进跑出，老伴儿捡拾了当天的鸡蛋准备送往县城去。配料、搅拌、下食……下午四点，农民吕晓亮麻利地和好一大盆成百斤的饲料后，拱起腰将饲料送入“办公室”后一千来平米的大鸡舍，在多只鸡欢迎一般地“咯咯哒”的喧闹中，他一勺一勺将饲料加入到食槽中。交代好多只鸡的吃食问题，58岁的吕晓亮这才长舒一口气。打开电脑回归他的主业——陕西省蓝田县桥村“四吕文化协会筹委会”会长、农民吕晓亮。

养鸡场前面连接着的一间20多个平方的狭长的房间便是吕晓亮的办公室。鸡场就建在村对面马路西侧大坡下树荫覆盖的农田里，紧挨着的分别是村里人办的奶牛场和养猪场。窗户对着下午的太阳头晒了大半天，热哄哄的空气里弥漫着鸡粪的酸味。最里头的一张双人床上零乱地堆放着衣物被褥，中间位置两个会客用的浅棕色人造革单人沙发已近开裂起皮，最外侧的桌子上则是用来做饭盆盆罐罐。唯有沙发对面旧课桌上崭新的电脑令这间红砖磊起的办公室有了点“文化氛围”。

趁着老伴儿去县城送鸡蛋的功夫，顾不得换下已经发白的藏蓝色工作裤，吕晓亮两手往大腿上一抹便开了电脑，赤脚蹬着蓝色脱鞋的他，缓慢地用右手食指在浏览器上输入四个字“吕氏乡约”，在已经搜了无数遍的论坛、博客和新闻中寻找着无比熟悉又陌生的内容——吕氏文化的脉络。

“这才是我的主业，寻找吕氏文化，重建乡约，发扬祖先的荣光。”6月19日的下午，吕晓亮盯着电脑的双眼放出光彩，他逐字逐句地说，“吕氏创下的这个乡约，也叫蓝田乡约，是我国最早的成文乡约，是乡村自治体系的最初样本，后来发展到全中国乃至日本韩国和南亚。”

吕晓亮和孙女在养鸡场内。关中人太快地把自己的乡贤给忘记了

可这吕氏乡约到底什么样儿？虽然白纸黑字的内容就存在蓝田县的文姬博物馆里，可在它的原产地桥村已没几个人能说的清。电影《白鹿原》中族人们齐聚祠堂背诵乡约内容的情形，就连村里最年长的82岁的吕自茂老人也没见过。独居桥村一栋二层小楼的吕自茂老人如今常年卧床，所幸衣食起居依然能自理，“听我爷说，当年村里出过大官，外村来的人，不管你官多大，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乡约咋管事儿？我没见过。几百年咧，我咋知道。”

但桥村人都确信村头那几块已经被分割的七零八落的院子就是“四吕”的祖宅。在该村两处青砖外墙的院落内，原来土木结构的前后三排老屋大部分已经垮塌或被改建为灶房和储藏室，一位吕氏后裔还在倒塌的老房土堆上

种上了西红柿。常年居住在吕氏祖宅的妇人说，“家里条件不好，孙子要上学，娃都到城里住了，就我一个老婆子住，划不着收拾。”而在另一家吕氏后裔居住的隔壁院内，原本近8米高的伙房和厅房已经被夷平后改建为二层小洋楼。就连房屋外围的青砖也在去年“村容村貌整顿”中被刷成白色。吕氏祖宅，或垮塌、或毁于大火，所剩无几。唯有残存于房顶的方形椽子和房顶铺就的青砖、窗棂上大片的雕花显示出房主当年的身份不俗。

作为宋代“关学”的代表人物，“四吕”当年曾留下大量的诗书文稿，但如今绝大部分均已遗失。桥村走出的中医吕良珊记得，“当年政治运动中破四旧，家里交出了一部分先人留下的书籍，后来形势太紧张，读了书的吕氏后人大部分都是斗争的对象，曾担任陕西省和西安市人大代表的父亲顶不住压力，偷偷地拿书烧了炕。”

如今72岁的吕良珊依稀记得当年吕氏祖宅的规模几乎占据了大半个村子，最前排为马厩，路上铺了青石，门口有雕刻的下马石，居住在吕氏祖宅上的吕氏后人们五世同堂，却也其乐融融。而他唯独无法触摸的是父亲当年的欲言又止。“年，父亲在政治运动中去世，我25岁。很多话，小时候他说的时候我不听，后来长大了想听的时候他已经闭口不提了。只说过一句，我是吕氏的四十五世孙。”

除了本村的吕氏后裔，还有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吕氏后裔也曾到该村寻找四吕的遗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便是其中之一。三年前的清明假期，为了了解吕氏兄弟创立乡约的思路和影响，钻研儒学的他曾专程赴蓝田寻找四吕的墓地。然而，当他按照村民的指引找到吕氏墓地时却大失所望，“没有碑，没有坟冢，只有麦田。墓地是经过省里考古发掘后回填的，土质明显松软，一下雨，塌陷了。

这样的景象令姚中秋感到伤感，“不论是对于关中还是全国，四吕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极为重要，但在家乡却连个墓碑都没有，总之感觉很不好。关中人太快地把自己的乡贤给忘记了，只听说有一个碑在当地的五里头小学。”

据吕晓亮介绍，该“筹委会”已经为搜集吕氏文化忙碌了近十年，结果“还在原地转圈。”除了在村里掘出一块乾隆时期的石碑确认了该村吕氏为“四吕”的二十九世孙外，近代的物证少的可怜。抱素怀朴的桥村，吕晓亮苦苦寻找的乡约似乎已在时光的风化中绝尘而去。

内容注重‘德业相劝’，现在人缺德的多

在养鸡场的“筹委会”办公室，吕晓亮和该筹委会其他几位成员吕良珊、吕希望向村支书封良民感叹，“黑板报没保住，‘协会’失去了话语权。”封良民苦笑了一下，算是对这位老同学的回应。

吕晓亮是在第一任会长西安理工大学吕惠民教授去世后的年受托担任第二任会长的。从当教授的堂兄手中接过会长的重任，高中文化的吕晓亮兢兢业业不敢懈怠，除了上网搜资料、去邻近四乡寻访吕氏的手稿遗迹、与全国各地的吕氏后裔联系，他还有一份重要的工作，向村里的年轻人宣传“乡约”的意义。一开始的时候，会长吕晓亮的确是热情高涨的。

曾经推销过十年鸡饲料的吕晓亮有的是经验。他曾经坐着堂兄吕希望的摩托车，到邻近的二十多个村的吕姓人家做“调查”，“就问他祖上是不是桥村的，什么时候离开桥村的，与四吕有没有关系，如果不是，那么他祖上是哪儿来的。”可这样的方式占用时间多却收效甚微，“有的说不知道，也找到了一些从咱桥村四吕出去的，我们了解到有个别家人手中有一些材料，但不愿拿出来，现在还不是时候。缺少资料物证，咱这个族谱就没办法编，吕氏文化在桥村就没法给人家说服力。”

让吕晓亮投入精力最多的就是黑板报“乡约记事”了。村上的黑板报就在村头的一家私宅外墙上，与养鸡场隔着一条马路，已经弃用多年。吕晓亮每天伺候完多只鸡的间歇，有的是时间干他的“文化事业”，啥也不耽搁。

从网上搜来有关乡约的内容典故抄到纸上，再用粉笔一笔一划地抄到黑板报上，要设计版式，要通俗易懂，还要“抓人”。板报的更新也有讲究。“一般是一个月更新一次，也不固定，要是村上有人家过大事或者过年过节，咱就给它赶着出一期新的，这个时间村上回来的年轻人多啊，外村来的也能看到。”

在上沿儿两米多高的黑板报前搭上的架子，瘦削的吕晓亮不知道跳上跳下了多少回。“内容主要是‘德业相劝’的多一些，孝敬老人、邻里和睦的道理等等，现在基本上我们这一代人以下，教育子女都是抓钱为主，不缺钱，缺德的多。”

吕晓亮的“乡约记事”持续了一年多，断断续续总共出版了19期。直到去年村里“整顿村容村貌”，吕晓亮和他的协会失去了唯一的“阵地”——村头私宅的墙上，那块被他用来宣传乡约的黑板报，最终被刷白了。

“对我的打击相当大，”时隔一年，吕晓亮的失望溢于言表，“我还提前给东家打了招呼，说好了村上刷墙的时候麻烦她去说一下给我把黑板留下，人家也答应了，结果还是没保住。村上（领导）不支持这个事儿。咱就宣传个乡约么，咱又不弄啥。”

缺乏保护，四吕故居大多坍塌或改作厨房

人家韩国日本都奉为圭臬，咱自己就无人问津

其实，失去“阵地”之前，在桥村活了近一个甲子的吕晓亮就已经体会了“干事业”的甜酸苦辣。时不时地有人问他是在弄啥呢，问他咋不弄点正事，问他“腰疼不”，是不是想出风头，“这都算是客气的，还有的话听不成。都是一个村的，那是拿刀剜咱的心呢。”

就连本村吕姓年轻人也对几个老人搞得协会也“不感冒”。72岁的“筹委会”成员吕良珊说，“他们追求的是物质和金钱，到如今没有一个年轻人过问。”

偶尔地，也有人说这个事情弄得好，还有外村来串亲戚的，看了黑板报说“看人家桥村，就是不一样。”吕晓亮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不过，“看板报的基本都是外村的，咱村上人基本不看，老人要忙家务，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也没时间关心这个。”

有时候，还有从外省的吕氏后裔来桥村寻根，白天在养鸡场，晚上就住在吕晓亮家，“咱聊四吕的生平历史，他们重使命、崇道德、求实用、尚气节、贵兼容的优秀精神，聊三天三夜话都说不完。”黑板报与养鸡场，成了凋敝的村子里议事谝闲传的“公共空间”。

最让吕晓亮难忘的是西安市几位教授学者的来访，支书封良民担心养鸡场气味太大让教授难堪，特地到条件较好的村民家接待了“贵客”。教授们在村上讲了四吕创立的乡约制度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还讲到四吕对儒家文化、关学重要性，特别强调了吕氏文化协会办得好，这让吕晓亮觉得，“对个人的鼓舞相当大，而且感到自豪。但是要把这个责任和热情传播下去带动一批人，难很。”

还有一件事情改变了一部分村里人的看法。村支书封良民记得在年元旦前后，一个自称是吕大防后裔的韩国旅行团辗转联系后来桥村寻根。40多个人的大巴停在桥村口，又是开会又是聚餐，还在村里的广场上开了联欢会，原定半天的参观访问一直持续到晚上太阳下山。“韩国人激动的很，说他们终于寻到了自己的根。又唱又跳的，村里很久没有那么热闹过。那是‘协会’开展群众运动的高潮。”

在县里从事中医的吕良珊当时还被封良民专门叫来，代表桥村在韩国人面前发了言。那一天，韩国人对礼仪、道德的尊崇让桥村人感到震撼。通过翻译吕良珊得知，乡约在朝鲜历史上极受执政者及本国儒学家重视，并被推广至全韩。庆尚道（注：是韩国的一个与直辖市类似的地区）观察使金安国曾刊行《吕氏乡约》。直到今天韩国人教育子女、学校的的“道德”课本都沿用“乡约”的内容。韩国人还说文化道德的底蕴为他们创造“汉江奇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动力，作为吕氏后裔深以为荣。吕良珊不明白的是，“为啥人家韩国日本都奉为圭臬的东西，在咱自己村上咋就无人问津了呢？”

乡约曾经是桥村人的生活方式

毫无疑问的是，九百年前的桥村曾经因为四吕推行的乡约而变化了风俗。蓝田历史上的“十八乡联”据说也是因为有十八个乡村模仿桥村共同推行乡约而来。在距离桥村不远的“四献寺”，就是当年吕氏四贤开学授课教化乡民，教授《吕氏乡约》之地。乡约亦曾是桥村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中，就像春播秋收，井然有序。

这种浸润，一直持续到村民吕良珊的童年。年，作为“乡贤”，吕良珊的父亲题写的对联曾挂在由乡公所改建的村小学大门上。上书“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勤读书勤看报勤务庄农”。吕良珊说，“那时的桥村人刚毅厚朴、务实重礼、崇尚气节、躬体力行。那时村里的长辈在村里是有威信的，长辈的话就是秩序。”

年春节，吕良珊的家已随工作的父亲搬到县城。按照乡约，过年时，村上的新媳妇要挨家挨户给村上的长辈磕头。新成家的堂兄和堂嫂赶了几里路到吕良珊家来拜年。吕良珊看见新媳妇拿着红毡子，跪下给父亲磕了头才走。“今天的年轻人谁还在乎这个呢？”

儿时的另一个细节也让吕良珊印象深刻。七、八岁时跟着父亲和家族人去上坟。由于北宋灭亡后，政治中心南移，包括蓝田吕氏在内的中原贵族南下。家族墓地停止使用，交由远房宗亲世代看守。双方约定墓地周围的麦子归守墓人，但每年上坟那天，守墓人要向东家管一顿饭。

吕良珊说“那一次，饭有点凑合，守墓人的被吕氏族人批评‘失了信’了。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严重的事情。”然而，就在几年前，“守墓人的后代竟然连四吕的墓都给盗了。”

吕氏家族墓地就在距离桥村五里路以外的五里头村村北桃树园里。如今，除了塌陷的麦田再无任何痕迹。据村民回忆，在解放初期尚有2.2万平方米左右的坟园，里面树木杂草丛生，有封土15座，坟园前有牌坊1座，碑石7通。农业合作化后，墓地被垦为耕地，牌坊碑石被毁，仅留几座封土堆和龟座碑石一通，碑石上刻“蓝田县四贤爷之墓”。年食堂化时，将碑石拉回了村里，年“破四旧”，仅存的几座封土被平毁，后碑石和牌坊构件散失。

年底，当地村民吕富平从做守坟人的祖辈处听说了墓地的方位后将墓盗挖。此后当地政府虽派人对墓地进行了看管，可还是被闻风而来的盗墓贼又盗过三次。此后的年，为确保文物安全，陕西省文物局最终对四吕墓葬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才使得蓝田“吕氏四贤”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乡规民约评议会乡约的影子

据历史记载，除了推行乡约，吕氏兄弟还积极参与了当地的公共事务，曾带领百姓兴修水利，造福乡里。正因如此，蓝田吕氏深得当地民众爱戴，被后世敬若神灵。宋史学者吴钩告诉《华商报》记者，宋朝的乡约不只是纸上的条款，而是宋代士大夫构造社会自治的其中一个NGO（民间组织）。“约中众人推举出一位德高望众、正直公道之人担任‘约正’，为乡约最高领袖，执掌约中赏罚、决断之权；乡约的日常管理则由‘直月’负责，‘直月’是轮值的，‘不以高下，依长少输次为之’，一人一月，一月一换。我们可能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吕大钧创立的乡约，既是自由的（自愿出入），又是民主的（公选领袖），也是平等的。”

如今的桥村，似乎也有“乡约”的影子。几年前，桥村也模拟乡约的模式成立了村“两委”领导下的“乡规民约评议会”，由村上年长者担任评议员。当着村支书的面，年逾五旬的评议会成员张有岐就是告诉《华商报》记者，“评议会有权对村里的财政开支、邻里矛盾、换届选举等事务进行调解评议，效果挺好。村上还给大家安装了太阳能很方便，每户块钱。”支书封良民说，“邻近几个村子因为贿选，村民矛盾很大，到如今没选出个村长。咱村上就没有这个情况，都是实打实的。”

然而，在随后的暗访中，村民似乎对二人的说法不太认同。村民王二花（化名）说，“那个评议会是村上领导搞得，就是个样子。说桥村选村长不作弊，那都是假话。”另一位村民称，“国家每年给每个村子都有补助专项款，就比如“一事一议”项目，听说给了村上十几万，可是钱去哪儿了、怎么花的，他们不公示，村民从来不知道。农村人老实，你要是贪完了给大家办一点好事咱也就不吭声了，关键是他们没给村民办好事，党用人不当。”

还有的村民直言“‘乡规民约评议会’就是跟村长穿一条裤子。就说那个国家补贴的太阳能项目，为啥人家别的村每户只交元，到了桥村就变成了元？”

一位村民向记者透露，“对他（村长）没有利益的事情，很难获得支持。村上以桥村的名义报项目，普通村民也很难知道。前一阵国家拨款给村里改水路，就换了几个PVC管子，听说花了60万，这咋能花完？”

春去秋来，四吕身后的蓝田桥村，这个以耕读传家为荣、曾经走出过多位全国知名的学者、将军的村庄，版图几经易更。村口四吕的故居衰败了，曾经的青砖被刷成了白色，只剩下门口的石雕兀自挺立，显得半新不旧。村里几乎家家都盖起了二层洋房，但大多数村民依然家徒四壁，守护家园的是小孩和老人。村里多口人当中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外打工，近则西安，远则天南海北。地里的麦子刚刚收过，全部为机器作业。耕种与收割，似乎不再有四时更替的庄严与仪式感。桥村变了，一如全中国的千百万个乡村。

桥村的打工者以厨师居多。作为“勺勺客”的故乡，蓝田曾经是全国闻名的“厨师之乡”，向外输出的劳动力中餐饮业者居多。然而，在蓝田县，做餐饮却不是一个赚钱的营生。由于缺少指导和专业技能，桥村很多农民跟着亲戚做餐饮，但又在激烈的竞争中溃败返贫。

结语

端午节前夕的桥村广场，空旷而萧条。村外杏园的大银杏刚下树，园子也休养生息了。校门口“四吕”的巨幅海报是村上领导几天前为了迎接上级视察匆忙赶制的，海报上的“吕大钧”被印成了“吕大均”。

而在广场另一侧，四吕生平以及他们创立的蓝田乡约被刻在了石碑上。吕晓亮告诉记者，石碑是“筹委会”出资的，“那上面的内容更准确一些。”由于缺少实物证明和省上历史专家的研究结果，“协会“的族谱依然停留在初定稿。吕晓亮说，“遗憾的是咱现在还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招待你们。”

在城里工作的吕良珊不顾儿女的反对计划在桥村重修祖房，他说，这儿是咱的根。而农民吕晓亮的儿子放弃厨师职业，改行在西安开了出租车。吕晓亮说，“城市就业压力大，挣钱不易，但地里的收成加上养鸡场的收入养活不了他们。”

让吕晓亮欣慰的是在西安打工的儿子吕煜寰几乎每个礼拜都能回趟桥村。5岁的孙女从小由吕晓亮带大。吕晓亮说，“不指望他们能学到啥，只望着能靠言传身教让他们沾染一点老家伙的习气。比如孩子去邻居家串门，要先把纪律定好，定规则，讲道德，讲诚实。家庭就是一个小细胞，小细胞健康了，桥村这个大细胞才能健康，国家才能健康。”

搜索乡约的过程拓展了吕晓亮的眼界，他说“我想将来办一个企业，让咱村里的这些老人都有事干，能养老，让咱村里的娃们都有人照顾，可是经济还活动不开。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敬老院啊，幼儿园啊，这些事情最终还是要靠咱自己。”

几天前，因为缺一副图片，记者联系吕晓亮希望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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