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以龙舟竞渡、食粽、辟邪等为主要习俗。

除了这些习俗，端午节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不少奇风异俗，虽不成主体，且多渐行渐逝，但由于迎合了一时之风尚，对端午节的传承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向柏松

汉代端午宫廷赐枭羹。

汉武帝时代，宫廷在端午要赐枭羹百官食用以辟邪。汉以前已有食枭羹习俗。《东周列国志》载：颍考叔为了劝谏郑庄公与母亲姜氏和好，请郑庄公吃枭。郑庄公问为什么吃枭，颍考叔回答说，枭是一种恶鸟，长大以后会将含辛茹苦养大它的母亲吃掉，所以枭鸟是最该被吃掉的。《草木疏》也说枭鸟有食母之恶行：“枭也，关西谓之流离，大则食其母。”汉代将食枭习俗移至端午，显然是为了弘扬儒家孝道。因为俗信五月初五对父母多有潜在危害，该日食枭就有消灭食母恶鸟，保护父母平安之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枭，不孝鸟也。故日至捕枭磔之。字从鸟，头在木上。”当然枭鸟食母习性，并不能证之于现代科学，也许是古人借鸟说事，宫廷赐大臣枭羹，无非不过是宣扬孝道而已。

汉以后，端午赐枭羹百官食用的习俗仍不绝如缕。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序：“庖捐恶鸟，俎献肥龟。”所食恶鸟即为枭。苏轼、苏辙、胡宿、程敏政等人都有诗咏皇帝赐枭羹之事。苏东坡诗：“外廷已拜枭羹赐，应助吾君去不仁。”意思是说，吃了皇帝所赐枭羹，就要帮助皇帝去消除不仁不义之人。食枭不仅有尽孝之意，而且有了行仁义之意。民间对于枭鸟也多有神秘感，认为食枭可以辟兵，即刀不血刃。至清代，仍有端午食枭的记载。

魏晋南北朝，龙凤舟并举。

龙舟竞渡起源于长江中游楚人划龙凤舟引魂升天习俗。年于湖南省长沙市子弹库一号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图》，绘有巫师乘龙舟升天的情景：画面正中是一位有胡须的巫师人物，侧身直立，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缰绳，神情潇洒地驾驭一龙形船，迎风飞升。船头装有龙首，龙首上又有凤鸟头作饰，均作仰天之状。船尾上翘，上立一仙鹤，亦作昂首仰天状。船上方为舆盖，三条飘带随风拂动。画幅左下角为鲤鱼。鱼、龙、飘带都显示出龙舟在疾行。

《人物御龙图》

画面上的龙与鸟（凤）各有寓意：龙只是运载工具，而鸟，尤其是凤鸟，才能最后完成引魂升天的使命。这幅图覆盖在椁盖板与棺材之间，很明显，其用意在于引亡魂升天。可见，楚人的龙凤之舟，有引魂续魄之功用。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即《龙凤仕女图》）也可证实。帛画画面的下方为一妇女，侧身而立，面向左方，头发盘成云髻，身着绣有云纹的广袖长袍，芊芊细腰，束白色宽腰带；长袍下摆曳地，前后张开，犹如一朵倒悬的喇叭花。妇女双手合掌，作祈祷状。其正上方为一凤鸟，头仰天，一脚向前蹬，一脚向后蹬，翅膀展开，两根长长的尾毛卷到头部上方，作飞升之状。凤鸟前方还有一条夔龙，头朝上，尾朝下，宛若盘旋上升之状。有专家认为，画面表现了巫师祈祷龙凤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情景，表达了人们希望死者灵魂升天的意愿。

《人物龙凤帛画》

魏晋南北朝之时，将龙凤舟用于为屈原等水死历史人物招魂续魄，就逐渐演变成了龙凤舟竞渡祭祀屈原等历史人物的习俗。《荆楚岁时记》：“是日竞渡。”其下注谓：“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飞凫”应为装饰有鸟形的舟，称其飞凫，正是形容其舟能像鸟一样轻快飞行。这种鸟形舟，《穆天子传》也有记载：“天子乘鸟舟、龙浮于大沼。”鸟舟，即前所述飞凫。郭璞注：“龙舟下有舟字。舟皆以龙鸟为形制。今吴之青雀舫，此其遗制者。”与龙同时出现在舟上的鸟即为凤鸟。凤是楚人崇拜的对象，将舟头装饰凤鸟形，应该是楚人所为。“水马”，即船头装饰马头的舟，龙头原型取自马头，此种舟即为龙舟。

由上述记载可见，楚地魏晋南北朝端午节已有龙凤舟并举的习俗；而将龙凤舟引进端午节，原本为亡灵招魂续魄，由此而形成端午竞渡习俗，实为楚文化的孕育。后世端午竞渡，多用龙舟，少有凤舟，但在楚属地方，仍有龙凤舟竞渡并举遗俗。《顺德县志》载：“大良之龙凤船妙极华丽。”广东一带还将龙凤舟用途区别开来，龙舟祭屈原，凤舟祀妈祖。《粤囊》载：“龙舟以吊大夫，凤船以奉天后，皆与五日为胜会。庚午之夏，番禺石桥村入聚万金，制凤船，长十丈，阔丈三，首尾高举，两舷重翼为舒敛，背负殿宇，以奉天后，游各水乡。”

唐代有端午节江心制作铜镜以向皇帝进贡的习俗。

端午铸镜在东汉已经出现。东汉王充的《论衡》记载了端午节“铸阳燧”的习俗：“阳燧取火于天，于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励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取真火之道也”。古人认为，五月为阳气上升之时，午月午日午时为三阳之时，也就是阳气盛极之时，此时铸镜，以火克金，熔金铸镜极易成功，而且铸成的铜镜最具神力，辟邪效果最佳。

古铜镜

唐朝铸镜要在扬子江心去铸，认为这样铸出的镜子才灵验，称为“天子镜”。

《容斋随笔》记载：“唐世五月五日扬州于江心铸镜以进，故国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词多用其事。”

《唐国史补》也载：“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

还有白居易诗《百炼镜-辨皇王鉴也》为证：“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吏手自封。人间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飞天龙。”

宋人编的《太平广记·异闻录》记载：“唐天宝三载（年）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江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

端午铸镜，要在江心进行，难度较大，耗费人力财力，但是地方官吏仍十分热心于此，除了为宫廷驱邪护卫皇帝之外，也有劝谏之意。唐太宗在魏征去世之后说过一番话，明确解释了铜镜蕴含的象征意义：“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官吏端午铸镜进贡，也包含了希望皇帝能如明镜般明察秋毫、以保国泰民安之意。

宋代又有女子在端午节染红指甲的习俗。这是由缠五色丝于臂辟邪习俗演化而来，其辟邪功能已逐渐向装饰审美功能转化。

端午染红指甲习俗

《燕京岁时记》：“凤仙花即透骨草，又名指甲草。五月花开之候，闺阁儿女取而捣之，以染指甲，鲜红透骨，经年乃消。”凤仙花，又名指甲花、染指甲花、小桃红、别碰我等。因其花头、翅、尾、足俱翘然如凤状，故又名金凤花。花色有粉红、大红、紫、白黄、洒金等，善变异。有的品种同一株上能开数种颜色的花朵。古代妇女喜欢用凤仙花染指甲。采摘红色凤仙花，与白矾一同捣烂；先用大蒜擦指甲，然后把捣烂的花瓣敷上，再用凤仙叶子包裹起来，第二天指甲就变得鲜红可爱，颜色数月不褪。周密《癸辛杂志》载：“凤仙花者，捣碎，入明矾少许，染指甲，用片帛缠定过夜，如此三四次，则其色深红，洗涤不去”。端午染红指甲习俗在古诗中也有描绘：

端午阶前采凤仙，

小钵加矾细细研。

染红女儿纤纤指，

粉白黛绿更增妍。

宋代端午节出现的女子染红指甲习俗，为端午节增添了审美的情趣，表明端午辟邪习俗朝着审美性方向的发展，此后，端午妇女儿童佩戴饰物之风渐盛。

明清时期挂艾型传说广泛传播。

这一时期，在民间产生了挂艾型传说，认为端午挂艾门首可以抵御兵祸。将端午挂艾与避免兵祸联系起来，表现出端午辟邪的对象由瘟疫病毒等自然灾害到兵祸这一社会灾难的转化，这是自魏晋以来上千年兵祸不断给人们带来无尽痛苦与磨难的结果。挂艾传说的基本结构是：

农民起义军五月初四路过某地时，由于官府造谣等种种原因，百姓纷纷出逃。义军首领见一贫妇牵着小孩、抱着大孩在赶路，一问才知道大孩是别人的（或是前妻所生，或是已故亲友留下的、或是其他人留下的孤儿），小孩是她所生，深受感动，当即向她讲明自己的身份，并吩咐她在家门户上挂艾蒿（或葛藤、菖蒲、石榴花等），可以免遭兵祸。贫妇照做了，而且告诉乡亲们这样做了，于是家家平安无事。从此便形成端午节挂艾的习俗。个别传说将义军说成进剿的官军或者恶魔。有的传说则讲贫妇听了仙翁的话，挂上艾草避免了瘟疫，这些应为挂艾型传说的变异形式。

挂艾型传说在我国广大区域均有流传。端午挂艾型传说难以确定具体产生时间，只能从传说人物所处时代去推测。传说中的起义军领袖只有黄巢是唐代末年人，其他如李自成、张献忠等都是明末清初人，因此可以推测，这类传说大部分应该产生在清代或清代以后。挂艾型传说的产生，不仅丰富了端午辟邪的内容，而且起到了进一步广泛传播端午节习俗的作用。端午节在我国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流传，与这类传说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不少民族地区端午挂艾，都以挂艾传说为据，如满族《插艾蒿的来历》、仡佬族《端午节挂艾的来历》、青海地区的藏族《“俄哇伊”节的由来》（五月初五祭尊节）、朝鲜族《五月初五挂艾蒿和红绸的传说》等。

中国端午节流传久远、分布地域广泛，在传承主体习俗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时代风气、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影响，又不断衍生更迭出新颖奇妙的习俗，为端午节创新性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促成其千古历久弥新！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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