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永恒问题（一）

陈家琪-《开放时代》

（一）

"历史性的永恒问题"，这是一个看似矛盾的题目：对一个生活在不同历史境况下的人来说，有没有带着这样那样的历史性特征的永恒问题？或对此类所谓的"永恒问题"的讨论有没有我们通常所强调的"现实意义"？

什么是历史性？什么是现实意义？什么是永恒问题？我们又是怎么"忽然"讨论起了这个问题？

让我们还是从我们生活中某种新近出现的趋向及现实的感触说起。

直到现在，《参考消息》依然是我们有可能猜度"外国人目光"的唯一正当合法的"窗口"。这种"目光"无疑是经过认真筛选的，但这种进行筛选的"目光"又恰恰成为我们反省自身、有所感触的基点。

这就是今年四、五两个月在我们的《参考消息》上所展现出的一副世界图景：首先是美国，《华盛顿邮报》断言："布什政府是现代史上最保守的政府"，英国《金融时报》也说，"布什政府在观念上也许比过去50年来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更远离欧洲的理想"。接着是日本，在连着刊登了几篇"主张修改和平宪法，声称参拜靖国神社：各国担心小泉加速日本右倾化"和"小泉鹰派本质暴露无遗"的文章后，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位被称为"一匹狼"的"男子汉气概十足"的小泉纯一朗昂首登上了日本政坛；而现在的日本又"酷似战前的德国"，"民主党作为在野党的存在理由已受到了质疑"。再下来是意大利。当"主张排斥移民的北方联盟和吸纳了原法西斯党成员的民族联盟"纷纷加入贝卢斯科尼的保守联盟并参与新政府的组成时，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就在遥远的天边若隐若现。与之相呼应的就是北面不远的奥地利："奥地利的极右翼领导人约尔格·海德尔今天在贝卢斯科尼领导的保守联盟在意大利大选中获胜后立即向他表示祝贺"。约尔格·海德尔所领导的极右翼的自由党已先行一步在选举中进入政府，欧洲各国正实施着某种形式的制裁。现在，所谓的"欧洲的理想"再一次出现了分裂，而5月18日《参考消息》的一则通栏标题则是《意大利选举的最大赢家是布什》。除此之外，在俄罗斯，普京"地位巩固、江山稳坐"的原因在于"他制服或镇压了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大多数势力，通过新近变得恭顺的议会毫不费力地推行一度引起争议的税收和军备控制措施，并大大削弱了媒体的力量"，于是报上就有了《俄罗斯经济终于走出漫漫冬夜》的文章。在亚洲，在被称为"开拓独裁型"的几位领导人中，马哈蒂尔依旧在台上威风八面；而巴基斯坦的军界强人穆沙拉夫显然比民选总理谢里夫更为有力。在拉美，出现了卡斯特罗的接班人、委内瑞拉的独裁者乌戈·查韦斯，"他将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和拉美沙文主义糅合在一起，这对军方和传统的社会圈子来说更具吸引力"。

"右倾"、"右翼"、"保守"在某种意义上有一致性，而卡里斯马（Charisma）似的领袖人物的出场，又与"铁腕"、"鹰派"、"强硬"的个人魅力联系在一起。于是民族、种族之类的具有体现"具体的普遍性"利益的传统价值就成为"地缘政治"中的"国家利己主义"。在这一趋势中，美国的保守主义势力应另当别论；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保守派可与当年的里根或撒切尔夫人大不相同了，而且更与柏克（EdmundBurke）式的保守主义大相径庭。所以在一般意义上谈论"右倾"、"保守"、"鹰派"、"铁碗"并没有什么意义，问题在于看对什么而言，什么是时代的基本倾向，在这一基本倾向中什么才是"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东西。当然，在一般意义上，这些东西总与历史、传统、秩序、经验、利益相联系，而且在自然秩序、文明状态、道德天性的名义下反对通常与"激进"联系在一起的有关人民革命、历史进步的"抽象观念"。当然就以"人权"而论，既可以理解为"抽象观念"，也可以理解为是必须加以继承的"遗产"（传统），关键还在于价值上的抉择。我们可以不理睬布什政府诸如"反对堕胎、抨击同性恋、亲工商业主、削弱工会"以及广受争议的大规模减税、能源计划等等传统的保守主义特征，仅仅一个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和扩大对台军售、建立美日军事联盟就已使"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巨变"。而这里，另一种形式下的"国家利己主义"也渐渐在有待引发中聚集成一股在寻求对抗中颇有些盲目的力量。法国《费加罗杂志》刊登巴黎第四大学现代史教授、国际关系专家乔治－亨利·苏图的访谈，他说，"东西方的对抗不再是冷战，它已演变为一场更为复杂的冲突"，"首先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其次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这里的经济因素很少，由于它与政治和人性有关，其中就包括着很大的文化成分。"

政治、人性、文化这些词语的出现使得问题进入了我们可以讨论的领域。按照阿·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的说法，任何有关政治、人性、文化这些问题的讨论作为一种哲学见解，总受着某种思想背景的濡染，这种思想背景靠一些基本观念支撑着，在一般情况下，每隔三、五十年，这些基本观念就会在动摇中导致一种类似于本能的思想风尚的转变。

现在的我们就似乎生活在这样一种转变之中。就我们自身而言的基本观念的转变早已不言而喻；当我们"走向世界"时，这种转变又与时代性或历史性的"利益"（国家的抑或个人的？）、"倾向"（传统的抑或批判的？）、"心态"（乐观的抑或悲观的？）、"资源"（东倒的抑或西歪的？）、"方式"（独断的抑或分析的？）等等方面的因素纠缠在一起，于是就必须在求助于学术良心中小心翼翼地反省着自己：现在的世界，是否如哈贝马斯4月26日在复旦大学所作的《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中所说，有一个"民族国家和民主崩溃的反应"？仅就欧盟而言，"转向一种世界内部政治，同时又不要一个世界政府，这是否可能？"（5月15日《文论报》）

这就是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些背景。但在此之前，这种反省首先涉及到对两个哲学问题的澄清：第一，到底"什么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上面所描绘出的"世界图景"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吗？我们相信任何意义上的"现实"都离不了人的主观"构拟"，我可以把《参考消息》上的"消息"经过筛选、罗列，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别的人也可以把另外的"消息"筛选、罗列成另外的印象。可见"现实"不止一个或可以理解为任何"现实"都不可能只显示为一个方面。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的"现实"发生了变化呢？是注意力的转移；又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呢？这就得承认人与人的不同。事实上，一个人有无"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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